湖北省水利厅

粑铺大堤地处长江中游南岸的鄂州市境内，上距武汉城区40公里，下距鄂州城区5公里。该堤上起夹山铺，下抵雷山脚，堤线净长17.049公里，是鄂东南地区的重要防洪屏障，亦是湖北省确保堤段之一。

一

粑铺大堤防护区包括鄂州市、武汉市武昌县的大部分乡镇，大冶县的部分乡镇及武汉市洪山区的左岭镇。防护乡镇总数为46个，其中鄂州市24个，大冶县8个，武昌县13个，洪山区1个。防护区内人口稠密，1990年的人口数为1029938人，其中鄂州市570659人，武昌县249898人，左岭镇33517人，大冶县175864人。

防护区内总面积为151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134.15万亩，其中鄂州市73.41万亩，武昌县35.99万亩，大冶县21.86万亩，左岭镇2.89万亩。养殖面积为55.73万亩。

防护区内厂矿企业星罗棋布，有中央和省市属大中型企业连同鄂州、武昌、大冶兴办的地方工业，共有厂矿企业53家，乡镇企业计700余户。如武钢所属之程潮铁矿、金山店铁矿、乌龙泉矿等；湖北省属之鄂城钢厂、凤凰山变电站等，武汉市属之葛店化工厂等等。

防护区内交通发达：京广铁路、武九铁路通过防护区路段长100.8公里；公路总长度为516.6公里，其中宜黄一级公路49.5公里，107、106、316国道109公里。

防护区内的电力线路长2.1万余公里，邮路长994公里。

防护区内尚有机关、学校、商业、卫生等部门的固定资产以及100余万居民的住房和私有财产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防护区内的固定资产总值69.64亿元，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36.72亿元（不含铁路）。

二

粑铺大堤史称黄柏山堤，亦名樊口堤。其始筑年代史无记载。从清光绪版《武昌县志》所记道光十五年黄柏山堤溃、朱池等人捐款修筑的史实可见，道光十五年（1835年）前即有粑铺大堤存在。

根据查阅粱子湖周围和粑铺大堤沿线居民宗谱资料，得知他们的始祖迁居本地的年代，结合江汉堤防节节完善以及居民日繁、垦殖范围扩大导致植被破坏加剧、长江发生大水的频率越来越密的大趋势，大体推断出粑铺大堤肇基于明代中叶（1500年前后），完善于明末清初（1644年前后）。

粑铺大堤充分发挥防洪效益当在民信闸建成后。此前虽然号称四县受益，但真正得益的仅是黄柏山至马坟沿江一线。粱子湖周围、长港两岸依然受长江洪水危害。因此，早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即有樊口建闸的动议。

光绪二年（1876年）冬，武昌（今鄂州）籍人郭瑞麟首筑樊口坝，切断了粱子湖与长江的通水河道，使得滨湖农民免受江水危害，庄稼喜获丰收。此举却遭到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反对，他不但派兵刨毁大坝，还诬陷郭瑞麟筑坝之举“形同叛逆”，企图行使镇压之权。

武昌知县刘笃庆同情郭瑞麟筑坝之举，亦受本案殊连而被罢官。

光绪四年春，由于滨湖人民目睹筑坝后的粮食丰收，不愿拱手将丰收让于长江洪波，因此公推胡炳卢、汪国源领头二度筑坝。湖广总督李瀚章再次派兵将未成之坝尽行刨毁，将领头筑坝的汪国源抓进黄州府大牢，诬以“叛逆罪”加害，另一领头人胡炳卢逃避他乡，从此下落不明，杳无音信。

樊口筑坝毁坝之事引起朝中有识之士的关注。御史李廷箫上奏：“湖北樊口堤闸关系农田民命，委员勘报不实，请饬复查。”清德宗（即光绪皇帝）准奏，谕令巡阅长江大臣前兵部侍郎彭玉麟前往确查。彭玉麟通过走访民众，实地查勘，得出结论：樊口地方应当建闸；筑坝只能挡江水而不能泄湖水，建闸则可灵活运作两全其美。光绪皇帝亦谕令李瀚章建樊口闸。李瀚章一面答应建闸，一面上奏樊口建闸五害，极力反对樊日建闸。为樊口建闸事，光绪皇帝先后下谕旨七道，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清一代樊口闸并未建成。

民国11年（1922年）肖耀南督理湖北。肖对于湖北之水利、堤防较为重视。其时辛亥革命元勋之一的吴兆麟将军已经辞去军职，转而从事社会实业，正想为乡梓办些实事，因而接受肖耀南之委任，总理樊口闸工的兴建。历经四个寒暑，樊口闸（即“民信闸”）基本建成，吴兆麟旋即去任。

民信闸建成后，其保护耕地面积（含新垦）近百万亩，保护人口数十万，因此湖北省政府历任主要官员都直接过问樊口堤闸的修防事宜。湖北省政府于民国20年（1931年）颁发的《湖北江汉沿岸干堤岁修防护章程》明文规定，樊口堤闸与荆江大堤、汉江老龙堤均由省府直接担负其修防事宜。江汉工程局组建后，樊口堤闸由该局实施修防，直至建国前夕。

三

鄂城刚解放，正值当年汛期，鄂城县首任县长韩光即坐镇樊口，指挥军民抢险，取得了抢险斗争的胜利。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对防洪事业高度重视，先组织民工对粑铺大堤加高培厚，又于1952年投入巨额资金维修民信闸，使粑铺大堤和民信闸增强了抗洪能力。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省水利局副局长刘振岐，黄冈专员公署专员田裕如，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涂建堂（率指战员1000人），鄂城县县委书记、县长，地县水利局的技术人员与鄂城县4万民工日夜奋战在粑铺大堤上，汛期共做土方10万立方米，真正做到了水涨堤高。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粑铺大堤抗御了当年中期的洪水，8月4日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的通报表扬。同年8月7日和12日，为了执行湖北省防汛总指挥部的命令，实行人工分洪，粑铺大堤防护区内的人民，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牺牲自我的利益，主动撤离家园，从而缓解了洪水对武汉和黄石的压力，为武汉和黄石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54年大水后，鄂城人民苦战三个冬春，堵口复堤，锥探灌浆，加高培厚，三年共完成土方175万立方米。

经过了三年（1959～1961年）困难时期和恢复时期后，于1966年马坟至屠家拐培坡始，到1987年薛家沟到屠家拐兴筑内平台止，又经20余年的努力，其中包括加高培厚、填塘固基、锥探灌浆、翻筑隐患、块石护坡、崩岸整治、修防水墙、兴筑内外平台、种植防护林等等一系列工程，连前共计完成土方437.33万立方米，石方14.5万立方米（涵闸、泵站的工程量未计）。其间于1972年建成樊口大闸，国家投资1510万元。又于1980年建成樊口泵站，国家投资2540万元。樊口大闸取代了民信闸的功能，樊口泵站又使内湖渍涝灾害减轻到最小程度。1983年樊口外江最高水位仅低于1931年当地最高洪水位0.06米，1931年大堤溃决，“境内淹毙情形极惨”。1983年全堤在警戒水位以上持续29天，堤外民垸全部漫溢，大堤全线及涵闸泵站均未出现大的险情，大堤安全渡汛。

中央和省领导十分关注粑铺大堤。早在50年代，中央及湖北省领导人李先念、董必武、张体学曾先后视察粑铺大堤和民信闸。在樊口大闸建设期间，张体学同志多次到工程现场听取工地领导汇报并察看建设情况。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亦曾到樊口大闸工地视察并调来工程兵部队协助建设。1983年7月，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军区司令员王恒一等同志视察粑铺大堤及樊口泵站……

1956年5月，湖北省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区南线大堤、武汉市堤、黄石市堤、汉江遥堤、黄广大堤、粑铺大堤等七处重点堤防，保证任何情况下不溃口。

四

粑铺大堤虽然经受住了1983年的洪水考验，但是否能抗御1954年型或者更严重的洪水，形势不容乐观。

1.堤身隐患 粑铺大堤曾于1956年和l965年进行两次锥探。1955年是在1954年发生重大险情的堤段进行重点锥探，没有在全堤铺开。1965年原计划将粑铺大堤全面锥探，但遇“文化大革命”，锥探工作被迫中断。这两次锥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大堤全线的隐患并没有彻底摸清，加之1965年以来产生新的隐患险情，终究是对大堤的一种潜在的威胁。

2.崩岸险情 从黄柏山至刘楚贤长2.85公里的堤段内，上有黄柏山崩岸，下有刘楚贤崩岸，两处崩岸长度共1公里，从1954年大水后起，至1989年止，两处共完成石方5.49万立方米，其中水下抛石3.2万立方水，护岸石方2.29万立方米。经过治理，上述地段的险情趋于缓和，但刘楚贤以下未经治理的堤段又出现了新的崩岸险情，1990年迫使临江民垸向下游退挽1公里。且在黄柏山至刘楚贤堤段内，堤外滩岸窄，河泓逼近堤脚，最窄处的滩岸仅20米，最宽处也不足100米。

郑家湾位于粑铺大堤下段，相对大堤桩号107+955～111+135，长3.18公里，崩岸斜长达3.335公里。1931年前，从郑家湾至徐家岔（116+000）段洲滩较宽。1931年粑铺大堤溃决，洲滩被冲成了凹岸。1954年后河泓再度南移，凹岸冲刷加剧，到1966年，位于郑家湾崩岸处的得胜民垸被迫4次退挽，崩岸离粑铺大堤最近处仅390米。郑家湾等自然村约400农户近2000人搬迁到大堤内侧。

1971年开始治理，在108+450～108+900长450米的地段护岸并水下抛石，1972年、1974年又连续抛石二年，共用石方3万立方米，投资20余万元，但未见成效。剧烈的崩岸险情逐渐向下游推移，迫使杜沟民垸多次退挽，居民陆续内迁。

1989年12月，鄂州市政府向湖北省政府呈送报告要求将郑家湾治理工程纳入省基建计划。1990年8月，中共鄂州市委、市政府向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再次提出了上项要求。据该报告批露：“1959年以来，粑铺大堤沿江滩岸逐年崩塌，尤以郑家湾最为严重，最大崩塌宽度累计1080米，离大堤最窄处仅210米，岸坡最大陡坡达40米，局部形成倒坡陡壁”。1990年9月，再次对郑家湾崩岸实施治理，在相对大堤桩号106+400～107+600斜长1200米的堤段内护岸并在同一地段内水下抛石固脚，当年共用石方1.3万立方米。

郑家蒋的崩岸险情还在发展。

3.管理体制 粑铺大堤属于跨地区的防洪工程，应当设立与之相适应的跨地区的管理机构。

早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正值樊口建闸争论得最激烈的时候，就以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名义拟定《樊口建闸章程》并上奏光绪皇帝。

清代未设专管机构，但管理亦有章可循：“旧以‘武黄县卫田庐保障’八字为标准，每一字计程五里，各自按段修理”，“而履勘、估工、请款、督费各手续，向由鄂城主政”。

民国初年仍因袭清制。民信闸建成后，即成立了专管机构，隶属于省府建设厅或水利局。l932年江汉工程局组建后，与民信闸专管机构共同管理民信闸和粑铺大堤。工程用款和器材多由江汉工程局直接提供，而工程用工则为受益之鄂城、武昌、大冶、黄冈四县共同摊派。有时工程用款亦由四县摊派。1949年春，即有四县共同议决各出堤工捐谷400担维修民信闸的记载。

建国后，粑铺大堤降格为鄂城县堤防管理总段属下的一个管理分段，由历史上的四县共同修防变为鄂城县独家修防。其中除了黄冈县属的樊川乡划归鄂城后，黄冈县不应担负修防任务外，武昌县的地域一仍其旧，占防护区耕地面积的26.8％，大冶县与鄂城县的地域虽有调整，但其防护面积仍占防护总面积的16.3％。从1950年至1990年40个水利年度，粑铺大堤共完成土石方437.33万立方米，共投入标工502.37万个，再加上涵闸泵站的工程量，总计完成土石方823.68万立方米，标工1824.47万个，这些均由鄂城县（鄂州市）一家承担。

1970年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期间，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同志曾召集鄂城、武昌、大冶三县主要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治理梁子湖，建大闸，开新河，工程浩大，确定上10万劳力，其中鄂城县上5万人，武昌、大冶两县共上5万人。鄂城县不论受益区非受益区全力以赴开河建闸，而受益区的武昌大冶两县均未投入开河建闸工程。

鉴于郑家湾的崩岸险情加剧，中共鄂州市委、市政府要求将此项工程纳入省基建计划。省领导对郑家湾崩岸险情十分重视。1990年3月湖北省副省长张怀念亲临郑家湾视察，并提出“由省里拿一点，由地方拿一点”共同投入治理郑家湾。但其“地方”仅指鄂州市，而鄂州市不是唯一受益区。这个“地方”应该涵盖鄂州、武昌、大冶等全部受益区，受益区理应分担修防劳力、资金、器材等。

综上所述，粑铺大堤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粑铺大堤的防洪效益在湖北省的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粑铺大堤堤身隐患，尤其是郑家湾崩岸险情的治理刻不容缓，而大堤的管理机制也亟待改革。

（下限1990年）